王志綱老師是中國著名戰略咨詢專家,智綱智庫(王志綱工作室)創始人。中國本土戰略咨詢的開創者和領軍人物,對中國社會經濟有重大影響的民間學者與意見領袖,企業家與地方政府的智囊。
過去的兩年來,因對建業深厚的認同與關切,王老師及其團隊多次來訪建業,并與胡葆森董事長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。站在年度之交,王志綱老師發出重磅文章,既為未來發展指明方向,亦為民營經濟張目。此文經王志綱老師授權刊發,有刪節。
站在歲末年初,回顧即將過去的2022壬寅年,令人感慨萬千。這是極為難忘的一年,也是極為難過的一年。
整整一年,我們都在與疫情的纏斗中度過——就在短短的一個多月前,上億人還在被靜默管控,周而復始的核酸、封控是大半個中國的常態;然而,隨著疫情防控“新十條”措施火速落地,并宣布新冠“乙類乙管”,放松入境條件。
最重要的標志——新冠肺炎更名,這個伴隨14億中國人整整三年的名字,隨著動態清零、核酸檢測、靜默管理、隔離管控,方艙、大白、密接、免費治療,新冠入境檢測等等,徹底成為了歷史的塵埃。無數喜怒哀樂,也都將隨風而逝。
這一年間,我見證了太多的悲觀和怨氣。企業家群體的主要情緒,從不知道將向何處去的迷茫,變成了深沉的絕望。
與此同時,世界歷史也可能會把2022年人類狀況視為“自二戰以來最艱難的一年”:國際形勢面臨新冠疫情、烏克蘭危機、能源危機、糧食危機、氣候變化“五難并行”。全球經濟面臨需求收縮、供給沖擊、預期轉弱、通脹攀升、激進加息等“五重壓力”。這一切恐怕還不是最壞,多家國際機構做出2023年世界經濟還將繼續下行的預測。
走出世紀災疫陰霾的中國,也正站在新的轉折點之上。
近日,一系列重磅文件和關鍵會議密集涌現,比如12月23日公布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,又或是此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,都明確提出了2023年要把穩經濟擺在優先的位置。重磅經濟信號的接連釋放,也為未來的走勢帶來無限遐想。
新的一年,究竟該干什么?怎么干?我認為,中國傳統哲學講究否極泰來,在一片唱衰之聲中,熹微的曙光已然出現,破局的秘鑰,就隱藏在“中國式現代化”這六個字里面。
1、五百年來誰著史
想要讀懂“中國式現代化”,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現代化。
當我們談論當下或者未來的變局時,任何就事論事的方式都是說不清問題的,回答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“以古為鑒”,從歷史的維度來看這場變局,或許會清晰很多。
現代化是一個時間觀念,但又不全是。
在古代,無論中外,人們感知到的時間是不斷在循環的。許多自然經驗都和人們的這種感受相吻合,比如日復一日的太陽升起又落下,年復一年的四季輪回,王朝治亂承平的更替……在這樣循環往復的時間觀中,不可能誕生現代化的種子。
到了文藝復興,特別是在啟蒙時代和工業革命之后,西方社會發生了劇烈變動,“循環歷史觀”被顛覆。當下不再是以往的延續和重復,而是前所未有的劇變。
從歷史的視角來看,現代的變革是西方中世紀之后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導致的,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包括:文藝復興、發現新大陸、宗教改革、科學革命、啟蒙運動、工業革命、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等。這些都是載入史冊的社會實踐運動,具有鮮明的變革特征。
這一系列變革的底層推動力,是生產力水平的提高。
馬克思說:"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,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。"馬氏所說的"分工"標志,就是看這個國家是否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,是否實現了工業化。工業化,在當今世人眼里似乎是唯一通向富裕和幸福的路徑。可以說,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特征。
除了時間的范疇外,現代化同樣有著空間上的意涵。全球化是現代化的前提,沒有全球化,就談不上現代化。
古代中國有文景之治、貞觀之治、康乾盛世這些高光時刻,但最多只能叫做昌明富庶、國泰民安,而不能叫現代化。因為沒有全球化這個橫向指標,現代化無從談起。
在橫向打通的情況下,誰是領跑者、領先者,誰能輻射、服務、覆蓋其他的國家和民族,誰是這個時代的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解說者、時代的火車頭,誰才是現代化的代言人。
因此,自16世紀初,西歐國家開創“大航海時代”以來,全球化的動力均來自于西方文明。回顧現代化史上西班牙、英國、美國三代霸主的成敗得失,其成功并不是所謂民主的勝利,更不是文明的勝利,而是基于實力的勝利。掀開溫情脈脈的面紗,才能看到累累白骨之上的殘酷真相。
從殖民地到跨國公司,遍布全球的剝削和掠奪才是其本質。把其他民族和文明當做原料,投入到隆隆的蒸汽機中,成就了列強的原始積累,支撐了他們的現代化的偉業和文明的生活。
在這樣的歷史畫卷中,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,想要實現現代化,必須要走出一條新路來。
2、中國式現代化的前世今生
橫向對比,中國式現代化究竟有哪些不同?
第一,殖民掠奪的時代已經遠去,中國式現代化一定不是通過殖民化戰爭掠奪,也不靠窮兵黷武,拉一個打一個,而是用和平的方式最終實現雙贏,這就是中國人一直講的王道。
其次,歷史地看,18世紀前荷蘭、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國崛起時,人口僅百萬級,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“縣”的崛起;19世紀英國、法國、德國等國崛起時,人口僅千萬級,充其量是當下中國一個“市”的崛起;20世紀美國、蘇聯、日本等國崛起,人口是億級,充其量像是當下中國一個“省”的崛起。
但中國的崛起,是十億級的整體躍升,其影響“噸量”,相較于過去,無異于原子彈與炸藥之別。而且千百年來“家天下”的文化傳統,要求中國在崛起過程中,絕不能出現過大的分化和撕裂,由此帶來的治理難度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其三,現代化的基礎是工業化和全球化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。農業長期是我國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。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深刻地刻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中。中國想要從農耕文明的集大成者跨入現代化,其難度之大,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夠完成的。
回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,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。從1840年-1949年的“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”;再到1949-1978年間“山溝里的馬列主義”;直到1978年開啟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,隨著鄧小平再度登上歷史舞臺,敏銳地把握了“和平與發展”的時代主題,通過堅定不移地改革開放,趕上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全球化浪潮,讓中國搭上了現代化的快車。
關于改革開放的研究已經車載斗量,我自己也曾寫過《鄧公的遺產》,這里不再贅述,只想說兩個小細節。
1978年10月22日,鄧小平第一次訪問日本,乘坐時速210公里、有著銀色子彈頭車頭的日本 “光號” 新干線。這一年,全世界只有兩條高速鐵路,都在日本。坐在高鐵中,小平同志意味深長地說:“我就感覺到快,有催人跑的意思,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。”
作為老一代革命家,這次訪日對鄧小平刺激很大,他清晰地看到,我們已經落伍了,落伍得太厲害了。他看到昔日宿敵已經把中國甩得遠遠的。因此,他說要快,一定要快。
第二個細節,則是92年南巡,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,88歲高齡的小平反復地強調快,不搞社會主義,不搞市場經濟,死路一條,他說我們的發展速度,應該要比西方還要快,才有未來。
從1978到1992,橫跨十五年的兩個“快”字,勾勒起一幅宏偉現代化圖景。農民擺脫了土地的束縛,工業化浪潮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奔涌,一座座氣勢恢弘、神情冷漠的工業廠房隆隆而起,無數人迎來命運的大轉折。以和平方式飛速崛起的中國,其意義與價值,怎么評估都不為過。
回顧這一歷史階段,最大的理論突破,在于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。該理論的提出,其實質在于:要舉社會主義的旗幟,又要擺脫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。在“社會主義”前面加上“有中國特色”幾個字,就可以突破傳統意識形態的諸多框框。
思想禁區突破之后,三個代表也好,科學發展觀也罷,一切都要圍繞“發展就是硬道理”,保證經濟的高速度發展,人民得到實惠,這才是最大的政治。
思想禁區突破之后,方使“現代化”不再是某一個偉人擘畫的藍圖,而是億萬中國人的事業,是被壓抑多年的人性遇到噴涌的時代機會,終于得到極大地釋放。從此,一條條中國人向著富裕、向著強盛的路,從海濱、從田野、從街衢、從鬧市延伸開來......
前日之因,今日之果,如今我們看到的參天大樹,比如華為、騰訊、乃至比亞迪、福耀等等,大多是二十年前乃至三十年前播撒下的種子。這也就是為什么人們懷念江澤民的原因,他主政時期的寬松氛圍,和以“三個代表”為核心的包容性,消解了諸多源自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爭議,使得改革的源頭活水得以持續流淌。
至此,中國式現代化已然走完了三個階段,走出了一套既非歐美,也非蘇聯的第三條道路,重新回到了世界強國之林,甚至直接形成中美正面相對的大格局。從更深層面而言,這也是陸權大國與海權大國間的又一次碰撞。
當然,這條現代化之路從來不是一路凱歌。關于當今中國之國情,我常做一個比喻:“一條巨大的中國龍,在不同時態中舞動:龍頭已經進入信息化、智能化的時代,龍身在工業經濟的浪潮中翻騰,而龍尾還深深地扎在農業文明的泥土之中。”
巨龍翻身,風起云涌,三種文明同時升騰、激蕩。而用四十年走完西方百年進程,使得中國出現了巨大的撕裂,龍頭站的一批人是中國,龍尾埋在土里的同樣是中國,由此產生巨大的身份危機。
當一代人貫穿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脈絡,他要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?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問題。
3、大疫之后再出發
這種聲勢氛圍,仿佛春天解凍一樣,把這一年以來所積累起來的冰雪化為春水。但我認為,即使政策已經放開,也并不意味著戰疫體制就能夠迅速轉向,其原因大致有三:
其一,疫情不會因放開就結束,而是轉向大規模擴散,尚有再度爆發大規模公共衛生事件的可能;其二,整套抗疫體制形成了對應的利益集團以及強大的慣性,難以退出;其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點,就是市場信心的消失,尤其是企業家主體的信心減退,這不是喊幾句口號、落實幾個政策、站幾次臺就能復蘇的,也不是靠一些刻意營造的氛圍可以鼓舞的。
防疫政策已經轉向,熬過放開后的混亂周期,人們最終會學會和疫情共存。信心才是最關鍵的那張牌。
現在的一大問題,在于“管”的太多,而“服務”的太少。很多政策的出發點都是好的,但是高密度、高強度地強力管控,帶來了巨大的合成謬誤。
在這里,我想舉一個珠三角的例子。疫情三年,盡管行路難,我還是堅持全國到處考察和調研。相對比之下,珠三角的疫情管控水平毫無疑問是最高的,對經濟發展的保護決心也是最大的。越往內陸走,官僚主義越發盛行,極左之風越刮越大,一刀切的現象越發觸目驚心。
察其原因,也很簡單,并非珠三角的官員水平明顯高出同僚,更不是某個人良心發現,而是市場規律的浸潤已經深入人心。
作為過來人,我再清楚不過。珠三角的生成史,就像是當年充滿著野心、欲望、混亂的美國西部,向所有希望改變命運的人打開大門,提供了一個滄海橫流,方顯英雄本色的大舞臺。
珠三角并不完美,也不是偉光正,而是上帝釋放了“魔鬼”,人性在這塊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張揚與釋放,無數充滿活力與欲望,希望改變命運、生命力極其旺盛的年輕人,像潮水一樣涌來,魚龍混雜、大浪淘沙,最終“魔鬼”創造出了天堂。珠三角的前世今生,對于未來的現代化探索,有幾個重要的啟示:
一、現代化不是白璧無瑕,而是從一片混沌中闖出來的。“飲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。如果我們都要求每個人都成為圣人,只能產生口是心非的兩面人,承認都是俗人,大私才可能造就大公。
二、現代化不是誰恩賜的,更不是誰封賞的,而是每個人拼搏出來的。讓個體成為自由的人而非快樂的豬,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提。
三、中國式現代化并非一條鋪滿鮮花的坦途,而是一條坎坷不平的山路。盡管這是一條艱難曲折的路,卻是不容我們回避的歷史選擇。
4、三新改變中國未來
當“拼經濟”成為2023年的核心任務,未來的機會在哪里?
這幾年,我堅持在大江南北四處奔走,深刻感受到當前時代正在呈現出非常重要的結構性變化,我把它概括總結為“三新”。這“三新”將主導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大勢,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幾大破題點,在群雄逐鹿的激烈競爭中,得“三新”者,將得天下。
第一“新”,是新基建。不同于舊基建,新基建是以新發展為理念,以技術創新為驅動,以信息網絡為基礎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,它包含了當下最為熱門的5G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、工業互聯網等多個前沿技術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,是支撐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。
中國新基建的時代背景,正在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。全世界已經經歷了3次工業革命,每次工業革命,不管是機械化——蒸汽機的革命,還是電氣化——內燃機的革命,還是信息化——信息高速公路計算機的革命,都是大國興衰的標志性節點。
現在的人工智能“大數據”云計算——數字化綜合平臺智能化的革命,中國不僅參與,還能在部分領域起到引領作用。
第二“新”,是新能源,指的是在國家“雙碳戰略”的大背景下,圍繞太陽能、風能、氫能、核能等一系列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。
而就當前的新能源產業而言,兩個非常成熟的產業鏈和應用場景,莫過于太陽能光伏產業和新能源汽車產業。
這里講個故事,我有一個學生,十年前曾是經營汽車?S店的老板。暌違多年,他近日來拜訪我。聊天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。
這位仁兄大學讀的汽車專業,日后也從事汽車行業。多年浸淫的行業經歷,讓他堅定看衰中國在汽車賽道的發展空間。
在他看來,德國的汽車體現的是德國上百年的工匠精神,從材料、精密加工到發動機等核心部件,中國與之差距極大;英國作為工業文明的肇始之地,雖然比不過德國,但在紳士精神的熏陶下,也形成了英式汽車文化,比如勞斯萊斯等。再比如意大利,松松垮垮,熱愛生活,盛產浪漫的藝術家,所以產生了蘭博基尼,有藝術氣息;后來日本人接棒,靠著嚴謹,一生懸命的精神,經過幾十年的模仿學習趕超,形成了極富性價比的日系車;相較之下,美國縱然從精品上沒法跟這幾個國家比,但平價汽車做的風生水起,也成為一大經濟支柱產業。
相較之下,中國一來發展時間短,二來行業技術積累差距極大,所以他一直持悲觀態度。
沒有想到,短短10年間,中國汽車快速崛起,原來是賽道變了,智能汽車和新能源汽車的出現,讓汽車行業發生了顛覆性變化。
中國把握住了這個歷史性的機會,不是彎道超車,而是換道超車,現在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一。比亞迪月出貨量高達16萬臺,各類造車新勢力層出不窮,這是他這個老汽車人始料未及的。
而據他說,這種換道超車,正在廣泛體現在幾乎所有的賽道上。
第三個“新”,指的是新生活。人們對于新生活方式的體驗和追求,是從賣平臺到賣內容,從賣服務到賣生活的深刻轉型。
人們到一個地方去,絕不僅僅滿足于拍照打卡,休閑放松,更多的是對當地自然風光、飲食風物、風土人情的全方位感受,去真正融入當地生活。市井煙火、人間風味是新生活,田園牧歌、江上漁樵是新生活,時尚潮流、科技體驗也是新生活。民營企業在做服務、做生活上有著天然的敏感性,在新生活領域,將會大有可為。
5、國運興衰看民企
2023新年伊始,我受邀前往佛山南海,舉辦民營企業家座談會。在演講的最后,我提出了核心觀點——國運興衰看民企。
這句話乍一聽好像不合時宜。畢竟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大國企時代,“做大做強做優國企”已經成為了時代的主流。
首先需要明確的是,做強國企是有一定歷史必然性的。一方面,與民營企業相比,國有企業抗風險能力更強,也更為可控。國企央企所承擔的使命和價值,不是單純的經濟功能,它是一股國家可以迅速調配、不計成本的龐大力量。
但令很多企業家不安的是,做強國企的同時,民營企業的弱勢地位卻愈發凸顯。很多原本應該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性的領域,項目方為了強調“政治正確”,往往存在偏袒國企的現象,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普遍的潛規則。這樣一來,市場公平被破壞,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動力被削弱,企業家心灰意冷。
佛山演講后,很多企業家和我私下交流,都表示在過去一年中曾萌生退意,或準備移民,或開始躺平,或帶槍投靠國企,總之一句話“不想玩了”。聽了我的演講,才認真考慮繼續干下去的可能性。
作為民營經濟的大本營,佛山尚且如此,那些陽光照耀不到的地方,黑暗究竟有多么深邃,可想而知。
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歷史使命告訴我,為民營經濟鼓與呼,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刻。
當然,“國運興衰看民企”并不是說國運的興衰系于民企一身,而是說如何對待民營經濟,是國運興衰的觀測點、分水嶺和試金石。
為什么這么講?
第一,民企本身就是實事求是的產物。自改革開放以來,如何看待民營經濟,是時代發展的一條總線索。盡管經歷波瀾起伏,左沖右突,但總體而言,民營經濟地位不斷提高,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擴大。
從改革之初只強調發展商品經濟,到80年代中期明確提出改革要以“市場取向”,到90年代初期,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”真正提出,中國走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,民營經濟從邊角料變成了舞臺的主角。
第二,民企從草根到參天大樹,對中國的崛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中國過去的輝煌,奠定于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的民營企業。今天的民營企業,已經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生態叢林,其中有像華為、寧德時代、騰訊這樣的參天大樹,有像大疆、海康威視這樣茁壯成長的喬木,也有無數默默耕耘的小草。
他們貢獻了50%以上的稅收、60%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、70%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、80%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。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最重要的資產。
第三,無論工業化還是全球化,民企都是中堅力量。民企的活力、創造性、機制優勢和主人翁意識將發揮重要作用。
君不見,中興面對美國的制裁一觸即潰,華為則成了中美博弈中屹立不倒的上甘嶺。拋開民營企業,中國式現代化也好,共同富裕也罷,都不過是空中樓閣。
令人可喜的是,自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,保護民營經濟的輿論聲浪開始復蘇,支持力度明顯加大,足以說明這一問題同樣受到最高層的重視。
人事有代謝,往來成古今。正如天地之間的四季輪轉,經濟周期中的復蘇、繁榮、衰退、蕭條,也是如春夏秋冬一般是顛撲不破的普遍規律。
撇開社會制度不言,一部市場經濟史,其實就是市場經濟國家企圖應用各種理念和手段,延滯、減緩周期性危機帶來沖擊的歷史。這一點,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,概莫如是。
但要知道,任何一個選擇了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體,都不能自外于這種周期律,沒有誰能夠獨享老天垂愛。越是艱難的時刻,越要依賴草根的力量,越要釋放民間的活力和創造力。這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。
我堅信,王道也好,霸道也好,終將順從于天道。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,一切逆流都是插曲,長江黃河終究不會倒流。當狂妄、無知和威權取代了理性、常識和規律的時候,時間將會說明一切。